马光远(《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国外的以房养老都建立在房价非常稳定的基础上
事实上,我们有了基本养老保险以后,你可以去探索过得更好的养老生活。那么以房养老是一个私人产品,私人产品事实上设计关键在细节,银行愿意做,那么老人也愿意做,谁也不要算计谁,但是有一个风险的问题。比如加拿大设计的时候,62岁以后的老人才可以,而且他规定了风险的分担问题。比如如果老人去世,那么去世以后这个房子肯定有余值,这个余值怎么办?那么他规定,如果有继承人的话,它可以继续继承。不像我们现在有些老人担心的,万一我两年以后就走了,那不把房子留给金融机构了?对金融机构来讲,如果这个老人活得太长了,活到一百岁,一百二十岁,那么对金融机构来讲,它可能不合算,那怎么办?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中间机构出来,为这个风险做一些分担。如果没有审批问题,那让机构自己去判断。
我觉得政府如果这里边涉得太深,这个东西可能会变样。因为银行没风险,老人也没风险了。比如说金融产品本身需要有关机构来审批,再比如说产权70年的问题,也是独立去考虑的问题。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涨价,那对金融机构来讲是一个好事,因为它越来越值钱。但一旦房子跌价怎么办?所以我们去考察国外的以房养老,一般都是建立在一个价格非常稳定的基础上,就是房价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大家都没有涨价或者价格下跌的这种风险。
刘戈(《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以房养老只是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真正的养老,我们还是要靠目前我们基本的养老制度,能够实现大体上每一个人,通过他工作的积累,对自己有一份基本的保障。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化的,有差异的这样一种养老方式。其实以房养老,我们刚才探讨的这种所谓倒按揭式的以房养老,其实还有其他的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房养老。比如说,现在国外很流行,美国很多老太太都是这样养老的,在退休之前买一套大房子,把几个房间租给几个学生,那么她就靠着这个房子来养老。或者把大都市的房子卖了,然后搬到郊区,由于有房子的差价,他可以在郊区住一个舒适的房子,又可以拿到一笔钱,这也是叫以房养老。所以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的收入,不同财产的人,适用于这样的一种养老方式,我觉得现在我们通过制度法、法治,然后建立起来养老多样化的这种金融的体系,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以房养老仅仅就是个补充,但这个补充需要政府做一些工作,我们把一些法律上的基础夯实了,这样有助于金融机构来推动一些新的产品的出现。
马光远(《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未来整个养老体系可能不堪重负我们必须寻找别的道路
我将来应该不会采用以房养老的方式。第一个是不必要,我还是相信政府,到时候我相信他会给我养老的钱,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第二点,我未来因为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差不多会到4个亿的老的人口。那么这4个亿的老的人口怎么去掉?一方面要靠政府,但可能到最后,我们两到三个劳动力就得养一个老年人,那么整个养老体系不堪重负,一方面就必须寻找别的道路。比如以房养老,比如别的一些社会化的养老道路,必须去探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把基本养老金夯实,让大家不要担心。第二,社会化的养老必须出好的政策,比如说现在讲以房养老,那么以房养老本身是个大政策,在大政策下面具体怎么样去实施。比如你要鼓励金融机构去弄,那么你在担保上有没有政策,在税收方面有没有优惠政策,金融方面有没有优惠政策?这些都需要具体的细节,没有这些优惠政策的话,没人干了。
任何一个产品,我们都应该去看,而且都应该把所有的制度细节来做实。过去多年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被大家所接受,是因为以房养老让大家感觉到不合算,如果金融机构感觉合算,老人感觉合算,那这个事就做成了。
朱恒鹏:70年产权问题是以房养老不能规避的关键问题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要把它推开,恐怕有些问题必须还是要做。第一就是关于70年产权问题,这个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70年后,这个房子的产权它的价值怎么确定?这个政策应该有个明确,否则大家都对此悬着,那么房屋的价值就会有影响。特别对于老人,住了30年,然后再活30年,这房子70年产权怎么去界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当务之急。第二个,我们应该有个安全网,就是让每一个人不光是老人,还是老人的子女,都应该有尊严的活着,即使没有房产,没有财产,有尊严的活着就是吃饭、住房、看病都不需要求人,但不是说吃好、喝好、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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