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30多年“功臣”保护房屋拆迁之路举步维艰

　　查询历史资料可知，早在1951年，宁波市便有农民组织互助组，数年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上边又有了合作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包产到户，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合作社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在浙江，该名词依然具有生命，负责判定村民：是可以分享集体利益的世居村民，还是仅仅挂靠的“戤社户”?

　　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初期，浙江省宁波市因为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抛荒严重。为了完成粮食蔬菜的统购任务，就从台州、温州等地招徕大量种田种菜农户，定居当地，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万多户、3万多人。

　　这些人在宁波辛苦劳作、生根发芽，年长者已繁衍至第三代。但中国的户籍和土地产权等制度，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有人户口转到了宁波，有人没有;有人加入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享受分红和土地补偿，有人没有。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宁波的农用地面积不断缩减，外来农户和传统农业一样，越来越显得过时。部分感觉被“抛弃”的外来农户开始努力争取本地农户的各种待遇，试图解决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问题，然而他们发现，随着时代和政策的发展变迁，这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宁波人了，故乡的人也这样看他们。但20多年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是个租房户，随时都可能被这个城市赶走。要是他们当年把户口转到宁波，待遇是不是就会好些呢?也未必。在蒋水信和邻居以年迈之躯对抗拆迁时，比他小一岁的麻万明等人，正聚合数十名外来户四处喊冤，要求享受原住村民的待遇。

　　他们跟宁波的故事，还在持续。

　　和“戤社户”一样，经济合作社历史也很悠久。“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过来的一个词。”鄞州区农林局一位副局长说。

　　原本，村民入社条件比较宽松。《浙江省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1992版)规定，“户籍关系在本村、年满16周岁的农民，均可以参加村经济合作社”。

　　在二轮土地承包纠纷中，“戤社户”以此维权。但当时鄞县政府乃至宁波市以“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1999)28号批文为由，将上述条文细化为，在合作化运动后，迁入户籍的农民及其子女，除国家政策有规定外，要加入合作社，必须缴纳公共积累，并由社员开会通过。

　　而且，这些人要成为社员，还得是官方认可的种粮大户。衡量大户的标准，各村并不一致。在雅渡村，除了口粮田外，承包土地必须在2亩以上，户口迁入5年以上。

　　土地面积和年限，卡住了一部分在转户潮中迁户到宁波，却从事非农业的外来户。而且，要入甲村的合作社，比如户口在甲村，种田也在甲村，这又过滤掉了一部分外来户。

　　还有另一部分无法入社的，那就是符合种粮大户标准，但拒不缴纳公共积累的外来户。1999年左右，宁波市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入社积累，一个人从数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经济越好的村子，积累就越多。对外来户来说，这是他们为了融入宁波，所缴纳的第二笔巨款。

　　“他们不交公共积累，政府也没办法。”宁波市农业局农经处处长朱秀丽说。“原住村民世世代代都在村里，土地宅基地，集体工厂，都是他们挣下的。你不能迁个户口，就分享他们的东西。”

　　而像姚江村蒋水信这些户籍都不属于宁波的外来户，能争取的，只有更高的青苗费和住房安置。不过，以之前的案例，他们很难成功。

　　甄隘村外来户李宏取和妻子来宁波已20多年，窝棚面临拆迁。

　　提起外来户，基层官员感触最深。鄞州区农林局农经科副科长钱洪说，十年来，农经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缓解外来户与村集体的矛盾，减少上访量。简而言之，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外来户入社。“1999年那次，我们解决了60%的外来户入社问题，2004年达到了80%.”钱洪说，官方为此派出了多个工作组驻村协调。财政上也采取了一定的赎买措施，帮助外来农户入社。仅2004年，鄞州区为补助入社积累就耗资一千多万元。

　　鄞州区农林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外来农户有18942人已入社，占其总数的96%.其中，前年和去年的入社人员为1282人。“目前仍在上访的外来户主要是户籍迁入到鄞州农村、在当地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p#副标题#e#

　　现在再协调此问题，“越来越难办。”鄞州区农林局副局长翁为民说，农村土地拆迁越来越多，村集体经济的盘子也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合作社社员都会拒绝新成员的加入。入社需要缴纳的公共积累也狂增。当年，只需要数百几千元，现在至少两三万元。据官方称，这些公共积累还刨除了土地的价值。

　　对宁波市外来户尚未入籍者，以及入社者的总数，宁波市农业局农经处负责人称尚无统计。“可以肯定，绝大部分外来户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长期关注该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于2008年实施的《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对之前比较宽松的入社条件又做了限制，其实就是想阻止新社员的加入。政府其实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因为规定“政策性移民”可以入社，外来上访户们寄希望于官方承认自己的这个身份。为此，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致函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09年9月22日得到的答复称，“政策性移民落户”指的是国家为了重点工程等需要，根据县级以上政府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将特定人员迁移到指定地点落户的人员”。

　　显然，外来户们不属于“政策性移民”。他们被官方解释为“人口的自然流动”。“他们来宁波，是因为比老家好。”鄞州区中河街道办副主任陈红光说。

　　在宁波外来户上访较多的鄞州区，农林局专门为这些人办了一份台账。共有117人，记载了每个上访户的个人情况，和其享受不到社员待遇的原因。

　　麻万明名列前几名，其“上访情况和要求”是，“因政策与其实际情况不同，不能达到享受入户和福利待遇等等”。

　　这本台账中，还有一份公证书的复印件，以证明1995年，鄞县下应镇江六村，一外来户承诺放弃村民待遇的《户口迁入人员居住协议书》的真实性。

　　这份协议书显示，外迁户除了子女上学须交借读费外，还没有宅基地、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福利分红等。事实上，上访很少能解决问题，也使问题更加复杂。“我们不能松口。”鄞州区中河街道一名干部称，“不符合政策的人通过上访如愿了，上访的人会更多。”“政策”，是各级干部解答外来户问题的最常用理由。在鄞州区农林局农经科办公室，有一大包白皮的《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凡遇到咨询外来户问题的访客，副科长钱洪便从牛皮纸大包里拽出一本递过去。省人大关于外来户不属于“政策移民”的答复，也被打印了很多份，随要随拿。

　　在姚江村外来户的官司中，律师王令向法庭陈述，称外来户对宁波贡献巨大，审理其房屋安置问题，不能不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此说并没有被法院采信。而在鄞州区农林局干部钱洪看来，贡献并不是其入社的理由，“难道乞丐对社会没贡献吗?”

　　他劝说那些拒交入社积累而无法入社的上访户，入社积累越涨越高，现在不交，以后更交不起。鄞州区目前的集体资产(不含土地，下同)已超过70亿元，宁波市则高达490亿元。如此大的基数，让公共积累正逐年猛增。

　　越来越多的征地补偿，也使原社员越发抵制申请加入者。2011年，鄞州区新入社的外来户已不足十人。还有更棘手的是，当地村集体经济正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将“生不增，死不减”，彻底堵死外来户入社之路。问题解决遥遥无期，日子仍在继续。即使数宁波“最惨”的姚江村外来户，仍憧憬着有一天会等到安置房。

　　“4·28”强拆中，姚江村有8户外来户被拆屋，他们的家畜家禽也不知所终。他们不但想念那排破旧的房子，更想念在强拆中丢失的猫狗和鸡鸭。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连人都没家了。

　　在离强拆现场不远处，是甄隘村的外来户窝棚区。每天傍晚，凉快的时候，总有一群狗在草丛间嬉戏。不过主人们却高兴不起来，从各自老家来到宁波20多年后，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焦灼。

　　对外来户问题，街道办和村干部都表示不愿多说。“这事法院说了算”，姚江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包军表示。

　　姚江村委和甬江街道拆迁办，在同一座大院里联署办公。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推平外来户的菜地，赶走人和家禽家畜，把土地平整好，交给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