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土地市场陷入流转尴尬亟待执行市场化监管

2011-09-30 来源：0352房网编辑：宋羽欣

　　截至2011年6月底，山西省土地流转面积为520万亩，比2010年增加40万亩，增长8%;其中形成集中连片的规模经营面积为260万亩，占到总流转面积的一半，比2010年底增加78万亩，增长43%。全省土地流转处于上升趋势，但总量仍是一个不大的数字，在全省6000万亩耕地总面积中，尚不足一成。

　　统计显示，务工收入占到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左右，土地经营收益已经退居农民收入构成的次席。但土地之于农民的心理意义并没有多大改变。某种程度上，土地是底线，也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土地流转出去还是留在手中，农民不费脑筋思量万万不行。

　　对于龙头企业等土地主要流入方，他们有迫切的土地配置欲望，种种制约却往往不能令其随心所欲。影响土地通过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因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流出和流入双方的利益尚未实现合理分配，一个完备的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

　　山西省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约30万人，目前已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500多万人。也就是说，按照人均土地1.9亩计算，有千万亩左右耕地已经没有专人负责经营，或者说已经不是外出务工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不过用以证明农民与土地日益松散的关系已经足够，起码靠天吃饭，依地而生的生存状态对农民工已经是历史。

　　留多流少土地流转两头尴尬

　　目前，山西省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互换、转让、代耕代种、委托流转、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几种。其中租赁经营和股份合作是相对高级的两种形式，多发生在农民与龙头企业及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之间，其他几种基本为农户间简单流转形式。

　　由于政策鼓励和政府引导的力度加大，土地流转形式出现了由简单到高级发展的趋势。而且随着土地整理、移民并村、林权改革等工作的推进，整村整乡土地流转的个例也有所增加，目前全省已经出现251个整村土地流转的村，1个整乡流转的乡。

　　在现有体制机制下，龙头企业配置农民土地则需要运用迂回的方式和付出较高的成本。起初，农民间的流转主要是代耕代种，几乎没有成本;之后出现种粮大户等专业化农民，他们租赁农民土地每亩不会超过200元;而现在龙头企业的租地成本平均价格在每亩400元左右，有的甚至已经达到1000元。价格不断上涨，也充分说明土地流转目前还是“卖方”市场，“留”的多，“流”的少。

　　政府层面，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很明朗，鼓励和推动。吕梁、忻州、晋中、长治4市和寿阳、清徐等38县(市、区)已经出台明确的指导意见。而且大多地方已经将“空头”的意见变为实打实的奖励措施。

　　规模经营是市场导向

　　按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土地只能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而不能入股企业。这就意味着龙头企业要对农民手中的土地进行充分配置，就必须借助合作社作为中介。而且农业本身就是微利行业，一些资产近亿元的龙头企业，年利润往往仅有一两百万元，这与其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行业特征极不对称。当然，这些现状与我省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也不无关系，要让土地流动起来，做多、做大龙头企业是一个必要条件。

　　另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对土地的收益预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城郊型农村。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补偿费用，的确令人期许。很多农民担心的并不是土地流转带来的眼前的得失，而是在为未来可能产生回报而举棋不定。

　　来自农民的阻力则要复杂得多，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恋土情节只是其一，他们更多的顾虑主要来自土地流转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每年农忙季节，城市都要迎来一轮民工荒，这就是农民工没有将土地流转所致。算经济账，回乡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要远大于土地的收成。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年复一年地这样奔波，因为土地才是他们最后的保障，万万不能舍弃。而且机械化作业的普及也让农民种地变得更为轻松。某种程度上，这也减少了农民土地流出的可能。

　　土地流转必须借助市场之手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直接走进市场，当农民不能充分承担市场作用时，龙头企业等市场新主体应运而生。他们的先天缺陷与农民恰恰相反，具有明确的市场主体色彩，却不掌握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法设法获得这一要素是龙头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公司+基地”“公司+农民+基地”“公司+合作社+农民”等等，这些近几年不断出现的农企合作模式，实质上就是龙头企业为获得土地要素而做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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