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呼应,财政部、住建部也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地方财政部门要将今年2000亿地方资金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民间资本怎么进入保障房建设?”陈国强说,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就必须让民间资本看到可预期的收益,但目前政府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游戏规则,民间资本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入、如何退出,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盈利模式。
陈国强告诉记者,从表面看,资金和土地是制约保障房建设的关键因素,但深入来看,还是缺少一个良好的保障房建设机制,无法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2008年,万科曾在广州和佛山交界处启动一个廉租房项目,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个企业参与的保障房项目。但由于缺少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3年过后,万科发现,不仅看不到赚钱的方法,就连收回成本都需要57年。
在近日召开的2011中日地产可持续性发展高峰论坛上,日本金嘉株式会社董事长中西杨华告诉记者,在日本,保障房纳入国家预算,从规划到建设都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根本不存在缺少资金和土地的问题。
按照她的介绍,在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保障房也分很多种,有中央政府建设的,也有地方建设的。租金根据申请人的家庭人口进行调整,家庭人口越多,租金越低。目的就是让这些家庭能够尽快地积累起一定的财富购买商品住宅。
“日本的保障房都建在适宜的地方,并不偏远,而且每套的套内面积都在50平方米以上。”中西杨华说,历史上,日本的保障房曾覆盖了40%以上的国内住宅需求。
以保障房之名行福利分配之实
保障房建设面临缺少机制,缺少资金与土地的尴尬,在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任务下,保障房的建设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变种。
根据已有的报道,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还有的地方,不仅有不少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重新进行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而且还有的将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房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员工以低价买到了房子,很高兴,政府将这些住房计入保障房任务,也很高兴;但对那些真正需要保障房的人群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地方保障房变种太普遍了,如单位集资建房、福利分房。”汪利娜告诉记者,如果保障房这么搞,那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社会化的住房供给又回到了给部分人福利分配的老路上去。
汪利娜告诉记者,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我国有很多人通过商品房解决了住房问题,商品房拥有率达到44%。现有的住房保障问题在于,很多保障房并不面向低收入人群,而是成为特权专享。
“从实际操作来看,经济适用房、两限房这类出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难以确定购买对象资格,且5年后上市交易,带来很多弊端。”汪利娜说,廉租房、公共租赁房这类出租型的保障性住房才是应该大力发展的保障性住房。而且公共租赁房可以是政府政策扶持民营的多种租赁性住房,包括存量房的出租。
在汪利娜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住房保障的理解还存在偏差。住房保障不能简单限定在为低收入人群,而应该是广义的、如社会保障一样人人都享有的。而保障房与市场都是政府实施住房保障的不同形式,两者不意味着对立,是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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